李嘉诚(LiKa-shing)与《人民日报》(People’sDaily)的口角，格外凸显了过去10年中共与商界——无论是最近发迹的私营部门亿万富翁还是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与李嘉诚及其他香港大亨打交道时姿态较低——他知道香港投资者处于助推中国经济转型的境外投资热潮的最前线。江泽民也知道，这些大亨的支持对于确保1997年香港主权顺利移交至关重要。
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受到严格管控的官媒机构的评论员可以中伤李嘉诚的爱国精神、或指责他从内地撤资。关于“撤资”的指责使得这位一向低调的企业大亨予以了罕见的公开反驳。
但是，如今中共认为应对自己展现顺服、而不是应作为自己天然合作伙伴的大商人不只是李嘉诚及其他香港大亨。一度常常受到北京方面盛情款待的那些世界大型企业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们，待遇也都降低了。
除了香港的投资者外，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的当务之急还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谈判。几乎每周都有IBM或其他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顺道造访，与中国国家主席聊一聊，而这种会面通常都会成为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的头条。
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汉克•保尔森(HankPaulson)披露了当时他和其他投资银行掌门人在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会面方面享有的极大优待。当时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江泽民及其总理朱镕基需要当时担任高盛(GoldmanSachs)首席执行官的保尔森及其同行的专业知识，来完成中国濒临破产的银行体系孤注一掷的重组。
而当中国获得了WTO成员资格、也完成了银行业重组后，这种令人瞩目的开放式合作的时代也就结束了。
随着新一代领导班子将重心转向发展中国内地农村地区，与华尔街(WallStreet)的那些“宇宙主宰者”(MastersoftheUniverse)以及其他企业巨头高调会面，在政治上便不再正确。
在习近平“强人”式执政下，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在习近平的世界里，“宇宙主宰者”只有一个。
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目前的7位常委中，只有王岐山继续定期利用他在西方商界的相识，尽管他是以小心谨慎的态度这样做的。在整个江朱时代，王岐山一直主持金融方面的工作，这使他在国际商界积累了其他中共同僚都没有的联络簿。
但是，除了王岐山的朋友，任何希望接触习近平政府高层的外国高管都只能接受那种简短、高度照本宣科、内容空洞的会面——习近平在上个月访美期间与经过挑选的首席执行官们举行的圆桌会议可以印证这一点。
不过，他们仍然劲头十足地接受了。会说一点蹩脚中文、并且尽一切机会炫耀自己中文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宣称，他与习近平短暂的握手和交谈“对他个人而言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
此前，这位Facebook的创始人还曾试图给鲁炜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国屏蔽了Facebook的中国政府部门正是由后者负责的。去年，在参观Facebook办公室时，这位手握中国互联网审查大权的高官发现，一本收录习近平讲话的书籍赫然摆在扎克伯格的桌上。
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扎克伯格可以从李嘉诚身上学到很多。尽管中共可能不太喜欢这位香港大亨不久前的尖锐回应，但中国最懂且最尊重的一样东西就是实力。
译者/马柯斯